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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杭州中院裁定看【知識産權訴訟禁令】

實務中适用訴訟禁令,要在立案前或立案的同時将前文歸納的條件融入個案,按程序與審理法院做好充分的溝通與銜接,力争最大限度地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的正确實施,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一、基本案情


2018年6月28日,杭州知識産權法庭受理了咪咕視訊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咪咕視訊公司)訴新湃區塊鍊技術(杭州)有限公司(下稱新湃區塊鍊公司)不正當競争糾紛一案。


咪咕視訊公司于案件受理同日向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訴訟禁令即行為保全申請稱,其經央視國際網絡有限公司授權,系2018世界杯的中國大陸地區新媒體及電信傳輸渠道指定官方合作夥伴,新湃區塊鍊公司通過抓飯直播平台直播2018世界杯賽事的行為,分流了咪咕視訊科技有限公司的流量,已嚴重損害咪咕公司合法權益,如不及時制止将對其競争優勢、市場份額等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2018年7月4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1民初1842号《民事裁定書》,裁定“抓飯直播平台”“删除”2018世界直播杯賽事節目,立即停止通過抓飯直播平台直播2018世界杯賽事的行為。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及相關規定,訴訟禁令即行為保全裁定“立即開始執行”,不服裁定的,可在收到裁定書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法院申請複議一次,複議并不停止裁定的執行。


據悉,該裁定是2018年世界杯期間由中國法院作出的首例訴前禁令。


二、規則依據及适用條件


在2018世界杯1/4決賽開啟前,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這例“訴訟禁令”裁定,引起包括著作權人及相關權利方、第三方轉播平台、酒吧餐館、球迷等多方主體的關注。本文對訴訟禁令的規則依據、适用條件等内容做梳理介紹,謹供參考。


(一)規則依據


行為保全、财産保全、先予執行以及對妨害的強制措施,共同構成中國民事訴訟審理的保障機制。《巴黎公約》、《伯爾尼公約》以及“TRIPS”協議均有涉及與保障機制有關的“特定”措施。如“TRIPS”協議第五十條第二款明确規定,司法機關有權在适當情況下,尤其是在任何遲延可能對權利人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時,不聽取另一方的意見而采取臨時措施。


“TRIPS”協議[《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産權協議》(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中的“臨時措施”,包括中國法上的訴前停止侵害知識産權行為、訴中停止侵害知識産權行為。相應地,本文所稱“訴訟禁令”包括訴前禁令、訴中禁令。其中,“訴前禁令”包括行為保全。


行為保全,是2012版《民事訴訟法》确定的重要規則——法院應當事人申請,在不及時制止被控侵權行為将造成難以彌補損失的特定情況下,為防止侵害擴大、保證裁判執行,在訴訟前或者訴訟過程中,責令被申請人為一定行為或不為一定行為的臨時措施。具體到知識産權領域,涉及到行為保全的規則依據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标法》(2013)、《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2008)、《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2010)、《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訴前停止侵犯注冊商标專用權行為和保全證據适用法律問題的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訴前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适用法律問題的若幹規定》、《關于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适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等。 


(二)訴訟禁令中訴前行為保全的适用條件


截止2018年7月25日,在Alpha案例庫中,筆者選定“知識産權與競争糾紛”為案由,以關鍵詞“訴訟禁令”進行檢索,共20條記錄;以關鍵詞“行為保全”進行檢索,共365條記錄;以關鍵詞“訴前行為保全”進行檢索,共19條記錄。同時僅以關鍵詞“訴前停止侵害知識産權”進行檢索,共30條記錄。 


根據以上檢索可知,法院目前對訴前行為保全仍持比較謹慎的态度。下面摘選三個案例加以說明。


1、克裡斯提·魯布托訴廣州問歎貿易有限公司、廣州貝玲妃化妝品有限公司侵害外觀設計專利權案[1]


本案中,法院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訴前停止侵犯專利權行為适用法律問題的若幹規定》第十一條[2]的規定,認為主要從以下六方面予以審查。


(1)關于“涉案專利穩定性”,法院認為,申請人已經提交的授權公告文件、登記副本、評價報告,同時,申請人的申請時間早于問歎公司的專利申請時間,證明其具有權利基礎穩定。


(2)關于“侵權可能性”,法院認為,經過比對,被訴侵權産品與涉案專利均為化妝品蓋子、容器,屬同類産品,二者的外觀構成相同或近似。根據現有證據,問歎公司生産、銷售、許諾銷售了被訴侵權産品,貝玲妃公司生産了被訴侵權産品。


(3)關于“采取訴前禁令的緊迫性”,法院認為,被訴侵權産品售價約人民币270元,涉案專利産品海外售價約人民币600元,問歎公司、貝玲妃公司以低于涉案專利産品一半多的低價銷售具有競争關系的産品,必然降低申請人的市場份額。一旦形成市場穩固,申請人的市場份額将造成永久性的損害。


(4)關于“頒發禁令的衡平性”,法院認為,裁定準許申請人請求,問歎公司、貝玲妃公司的經濟損失是可以預估的;裁定不準予申請人請求,則将使申請人失去競争優勢及研發成本等,由此産生的損失費用無法預計。


(5)關于“有利于維護公共利益”,法院認為,申請人的保全申請僅涉及自身利益,但是裁定準予頒發禁令,則有助于避免市場混淆,維護了市場秩序,從而保障了公共利益。


(6)關于“合理、适當的擔保”,法院認為,申請人已按照法院酌定的擔保數額繳納了保證金,擔保有效。


2、上海燦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世紀麗亮(北京)國際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與浙江唐德影視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訴前停止侵害知識産權案[3]


本案中,法院認為是否裁定準予申請人的訴前行為保全,“主要基于對勝訴可能性、實施的緊迫性、損害平衡性以及是否損害公共利益等諸多因素綜合考量判斷”。


(1)關于“勝訴可能性”,法院認為,權利基礎的穩定性是勝訴可能性的依據。首先,唐德公司提交的Talpa公司出具的各方均認可的《授權書及确認函》,可以初步證明浙江唐德公司獲得了包括注冊商标、中文節目名稱等在内的多項權利的獨占且唯一的授權。其次,燦星公司、麗亮公司雖然與浙江衛視聲稱浙江衛視擁有相關權益,但未提交證據進行證明,故唐德公司有申請訴前行為保全的權利基礎,且該權利持續、穩定。


(2)關于“緊迫性”,法院認為,在現有證據證明燦星公司、浙江衛視将制作并播出“2016中國好聲音”節目的情況下,即使唐德公司從權利人處獲得了“中國好聲音”的獨占授權授權,其後續開發制作該類節目已失去競争優勢。同時,作為一檔具有較高知名度的電視節目,媒體的報道将造成大範圍的擴散傳播,增加唐德公司的維權難度。


(3)關于“損益平衡性”,法院認為,采取行為保全對燦星公司、浙江衛視造成的損失數額可以預見,但不采取保全措施,一旦節目制作完成播出,對唐德公司造成的損失則難以估計。


(4)關于“公共利益”,法院認為,燦星公司、浙江衛視主張的屬案外人利益,并非公共利益。


3、楊季康(筆名楊绛)訴中貿聖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李國強訴前禁令案中[4]


本案中,對于“緊迫性”的認定,法院認為,申請人作為涉案作品著作權人或著作權人的繼承人,有權決定是否将作品公之于衆。他人未經許可發表涉案作品,将對申請人發表權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同時,發表權是其他權利的基礎,一旦作品被非法發表,極易導緻權利人對其他複制、發行等行為難以控制。


此外,知識産權權利人及相關方在廣交會期間發現行為人仿冒其産品,